在鲁院读书的日子里，因为空闲的时间太多，我就匀出一些钟点用来发呆。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偶尔发发呆大约是有益处的。发呆的时候，可以尽兴想些形而上的问题，譬如生，譬如死。
十年前，死亡曾对我有过启示。那年冬天，我的一位朋友夜行在匈牙利中部的公路上，由于路滑，他的车子不小心陷在路旁的雪堆里，当他下车察看时，另一辆打滑的车向他撞来，将他抬到空中，又摔下来。半小时后，他死在附近的一家医院里。几天后，我和他的家人来到这家医院的太平间，一位搬尸工将他的尸体从一个大抽屉里拉出来，揭开白布，露出一张苍白而消瘦的脸。在那一刻，我的脑子有些恍惚。我弄不懂一个人怎么可以死在万里之外的一个毫不相干的一家小医院里；我猜不透对某个生命来说，死亡到底有着怎样的秩序和命定。过了不久，我心里开始生出重写小说的念头。

十年过去了，死亡的命题突然又跳出来引逗我。如果说，十年前我想到的是死亡的无序和不确定性，这次我则想到了死亡的确定性，那就是：人总是要死的。这个问题简单得让人不屑去想，但认真想过的人，是能悟出点儿什么的。

我相信，想透了“人是要死的”这个道理，变异的生活就会回拨到正常的位置。当你在官场上荣耀的时候，你会懂得收敛自己，不让自己得意而忘形，有时还为自己整天说些应景的话语感到无聊。当你在生意场上发达的时候，你会明白自己收获的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于是决定在赚钱的同时也做些让自己快乐而心安的事儿。当你遇到烦恼乃至苦难的时候，你会想到相对于死亡这个大归宿，眼下所遭受的其实是件小事情，它不过是一种与别人不同的生命体验而已。我想，上帝对每个人的安排既是有差别的，又是公平的。这种公平就是让最耀眼者和最卑微者最终都走向死亡。比起这巨大的公平，人世的荣辱、升跌之间的差别是多么的微小呀。

这样的生命态度也许有些消极，但能让我们活得安心而真实。人类是了不起的，又是渺小的。宇宙之大与人之渺小，这种对比应该能让我们安静下来。在走向那个死亡的终点前，我们最重要的是珍惜眼下的时间，好好活着，善待自己和别人，不让伪假和虚荣打扰自己。

对写作者来说，建立死亡参照是必要的。它能帮助我们穿透人物的内心世界，提升叙事的基点。在鲁院的第一堂课，是文学评论家李敬泽的《底线与极限》。他认为：“现在的中国是失去命运感的社会，中国的小说也是没有命运感的小说。在小说中，普遍缺失了死亡的因素，谁也没去想死亡的底线在等着我们。”确实，我们的写作者在世俗和功利中陷得太深了，常常忘记了用死亡的高度去观照周围的人物，于是在作品中发展出来的人物也显得匆忙而躁动。我们的作品因此丢掉了沉静的品质。

最近又看了一遍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这位令人尊敬的作家是经过大苦大难的，他曾经长时间思考过死亡的问题。死亡的思考让他获得了宁静和悲壮，“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读着史铁生，便知道没有经过大的悟彻是写不出这些苍凉文字的。我忍不住要说，手脚健全的我们，多么需要也找一块“地坛”想想这个问题。（钟求是）

来源：羊城晚报